石渠阁书画 [石渠阁书画] {共有次来访}
石渠阁书画
主营:著名书法家刘继昌老先生的书法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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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名:石渠阁书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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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店以出售湖北省著名书法家刘继昌老先生的书法作品为主! 刘继昌,男,汉族,1930年正月生于河南内乡县。是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筹委会成员,书协奠基人之一,早期会员、湖北省书法…… 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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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店以出售湖北省著名书法家刘继昌老先生的书法作品为主! 刘继昌,男,汉族,1930年正月生于河南内乡县。是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筹委会成员,书协奠基人之一,早期会员、湖北省书法…… 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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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最新资讯 -> 甲骨文传说背后的故事
甲骨文传说背后的故事编辑:    文章来源:   更新时间:2016-05-20   浏览次数:1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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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(1899),在中国古史研究中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。正是在这一年,王懿荣在北京的药铺发现药材“龙骨”上有字符刻痕,遂认定它是早期文字,于是揭开了上古文字研究的新纪元;王懿荣也成为世纪三大发现(即甲骨文、竹木简、敦煌及西域文书)的第一位考古与历史大师——这一故事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常识。但其中还有许多细节有不少出入,却尚未引起注意。有必要通过发掘、拈出、提示出其间关钮,以有利于进一步思考与梳理。



    首先是最早发现时间,并非是1899年(光绪二十五年)。而是早在同治年间(1862一1874),河南安阳小屯村即出现许多出土古物。“埋藏物多,每耕耘,或见稍奇之物。随即其处掘之,往往得铜器、古泉、古镜等,得善价”(罗振常《洹洛访游记》)。我以为其时龟甲兽骨也一定在其例。只不过它形态简陋,又数量众多,实在是甚不起眼。村民发现,少部分洗净后的甲骨上有刻痕划迹,亦不知其意味;但在出售这些龟甲兽骨,倒反是没有刻痕的卖得火,有刻痕的无人问津。因为药铺收得这些龟甲兽骨,是把它们磨成粉末,求安神消炎、愈疮生肌之効,尤其是可以作为刀剑伤的止血之药。从制药的立场看,没有刻痕的被当做入药的,称“龙骨”,需求量大,市场看好。农夫在农田检到龟甲,知道是“龙骨”,送到药铺求售,数量甚多,于是药铺挑肥拣瘦,没有刻痕的全收,有刻划的被视为残损而遭拒收,为求售而把刻痕刮掉,在当时是农夫们常见的做法。

    ——这是在已有文字刻划的甲骨片上刮去刻痕的例子。

    光绪二十四年(1898),山东潍县古董商范春清携龟甲到天津求教于学者王襄和孟定生,并索价“计字论值,每字一金(银一两)”。事见王襄撰《题易稆园殷契拓册》及《与陈梦家札》所述。其后又将剩余的大部分龟甲携往北京求售于王懿荣,获巨资收购,据说得三千金。

    范春清是个商人而非学者,所以赚钱之外,对于文字释义考史,他毫无兴趣。售龟甲以字计金,初试即暴得大利,但传播广,人人收甲骨渐渐皆以有文字为重,但出土无字甲骨更数量巨大,除药铺外无人问津,有砸在手里无法出手之风险,遂动脑筋将这些甲骨雇高手刻上字痕再埋入土中,又混杂真品带字甲骨一起出售。当然获利丰厚,当时甲骨初兴,谁也不作赝品伪造之想。但甲骨材料虽真,而补刻文字时出讹误,刻工不谙甲骨文字规律,信手刻划,也为后世甲骨文专家识读带来极大混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范春清在发现甲骨有功的同时,又是伪造甲骨刻划文字的罪人。

    ——这是在无字甲骨片上补刻伪造的例子。

    王懿荣之子王汉章着《古董录》,有如下记载:

    光绪己亥、庚子间,潍县估人陈某闻河南汤阴县境小商屯地方出有大宗商代铜器,至则已为他估席载以去,仅获残鳞剩甲,为之嗒然。乃亲赴发掘地查看,唯见古代牛骨甲板,山积其间。询之土人,云牛骨椎以为肥田之用,龟板则药商购为药料耳!估取其稍大者,文字行列整齐,非篆非籀,携归京师,为先公(王懿荣)述之。先公索阅,细为考订,始知为商代卜骨。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,乃畀以重金,嘱令悉数购归。仅此一批,而庚子难作,先公殉国。

    王懿荣在1900庚子八国联军侵京时“率勇拒之”,奋力战败投井自尽,这就是“殉国”之说由来。己亥收得甲骨,庚子即殉节。证明他从事收集研究的时间不超过一年。但他仍然不失为第一个伟大的发现者、发明者。因为只有他,是把甲骨文引进了当代学术文化史。这是范春清或“陈估”等专心于买卖者所无法比拟的。故而学术界仍然把世纪三大发现之首的甲骨文的发现,首归于王懿荣。后来的罗、王、郭、董“甲骨四堂”能得以叱咤风云,也是拜其所赐。

    在甲骨文渐渐为世关注之际,还可见外国人的身影——有如敦煌文书中有匈牙利人斯坦因、法国人伯希和等一样,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中,也有一位加拿大长老会的传教士明义士,长住安阳。他利用地利之便,又敏锐地感受到这些甲骨文对中国古史的重大含义,曾尽数十年之功,收集了大量的龟甲兽骨实物达五万余片,体量庞大,足称甲骨文研究中的一项大渊薮。他不仅在收藏方面有巨大功劳,而且更有研究,编撰有《殷墟卜辞》一书,于1917年刊出,成为早期甲骨学的重要着作。但几十年来,舆论对明义士一直颇有微词,认为他是以低廉价值购得五万枚甲骨,有趁中国贫穷落后时机“盗买”之嫌。其实,买卖是个你情我愿的事,只要双方接受,只要是花钱“买”,何可再称“盗”?曾几何时,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的形象,与敦煌文书之于斯坦因、伯希和一样,都属于不怀好意的文物大盗的定位,这样偏激狭隘的极左观念曾经统辖了我们将近一个世纪,危害匪浅,在今天,应该是获得纠正的时间了。试想想,今天兴盛发达的“甲骨学”架构中,岂可少了外国人明义士的《殷墟卜辞》的着述成果乎?

    据闻今日甲骨文字存世有4500多字,能释读的只有1700字左右。但即使是已释出的这1700余字,其中会混入多少范春清雇人仿刻作伪的文字呢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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